理发

Chaoyang Park
Chaoyang Park

图:北京朝阳公园

高度近视如我者,理发都有一个痛苦:正襟危坐在理发椅上,面对着偌大的镜子,任由理发小哥上下其手各种摆布,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模样。直到小哥结束工作,递过放在桌上的眼镜,才会在心里默默说一声我靠,还得虚伪的笑着对小哥说声挺好,我很满意。

我保持现在的发型已有七八年之久。说是发型,其实毫无“型”可言,只是发际线后退有些严重的一颗头上,顶着寸许的毛发而已。

说起来,今天大部分人的发型都不是中国“古已有之”。古人是不会剪我们这种短发的,他们讲究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。只有出家人或者犯罪的人才把头发都剃了,那叫“髡首”。

不过话说回来,我也不是一直都留这样的“发型”。曾经的我,也是三七或者四六开的小分头,只是我从来没留过“富城头”,甚为遗憾。大学时,头发留的最长,一度可以扎小辫,刘海可以拉下来到下巴。

我的父系一族并无脱发之忧,发际线问题来自我的母系。我舅舅的头发和我差不多,而我的表弟,今年才20多岁,头发却比我还要少。

小时候理发一般就在村里或者镇上,那时候没有Kevin,Tony和Peter,更没有什么各种总监、造型师。我们都叫剃头匠,每次理发五毛、一块,有时候甚至看在熟人面上就不给了。

初中时候,有一次冬天和同学一起出去理发。给我剃头的是个年轻姑娘,可能是个新手。想起来那会儿有半个月以上没洗头了,姑娘光是水就给我换了两次,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剪头发也剪了好久,推子和剪刀在我头上折腾了半天。

忘记后来收了多少钱,也许是一块钱,总之老板看了我两眼之后,退给我五毛钱。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的淮阴市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体育考试准考证上,我的照片看起来还是像个小沙弥。

谈起理发,我还有过一次奇遇。那是读高中时了,也是和同学一起去剃头。到了之后,发现理发师正在忙着,于是坐在一边等候。结果,他居然叫我给顾客洗头!而我,居然照办了!整个事情后来回想起来简直莫名其妙,明明我也是顾客好不好?他也没给我一分钱折扣。

再后来,不知道什么时候大街小巷开始出现各种洗头房,开始我还纳闷,为什么不叫发廊要叫洗头房,后来才知道其中奥妙。

今晚出去花48块钱理了个发,回来照镜子仔细端详,真是越来越像我记忆中父亲当年的样子了。

舒师傅

Silver Lining
Silver Lining in Beijing

约了人晚上八点多到小区拉渣土和屋里的旧家具,但钥匙在锁孔左转右转好几圈,门也不见开。正以为自己拿错了钥匙的时候,门开了,一个发际线比我还略高的中年男子探出头来。

正诧异间,中年男子解释说,他是给我家装修的工人。住的比较远,回去有些晚了,就在这里暂住一宿。我看了看屋里拆的一片狼藉,没有床没有桌子,连水龙头都只剩下厨房一个能用,只能在心里祝他好运了。

师傅姓舒,安徽桐城人,就是桐城派的那个桐城。当然,由于行政区划变革原因,桐城派三祖方苞、姚鼐和刘大櫆的出生地今日已不属于桐城,而是枞阳。

舒师傅今年56岁,十来岁时因家境贫寒不得已辍学,后来便四处打工,还曾在云南修伞。他来到北京已有二十年,平时就是在装修建筑工地做小工。

装修是门苦差事,舒师傅说。有时候碰到那种开墙凿洞的,粉尘多的眼前什么都看不见,带着口罩什么的都没用,嘴里耳朵里到处都是。

在没有工地可去的时候,舒师傅也重操旧业。据他说,在北大清华修伞最赚,每把伞能收三四十块钱。我心想,这一把伞才多少钱。舒师傅解释说,他修的那些伞都比较贵,所以收个三四十块钱,人家也觉得值。至于在云南修伞,那一天都赚不了几块钱。

舒师傅只有一个儿子,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中关村开了个店面,娶了媳妇有了孩子。我笑问,您儿子这么出息,您还出来这么累干嘛,在家享福多好?

想得美,他现在还问我要钱呢,我这一年也就赚七八万!他妈妈现在帮他照顾孩子,一分钱拿不到不说,还得经常贴补他们家。要是出来给人家做保洁,少说一个月几千块吧。舒师傅提到儿子,似乎有点愤愤不平。但是我现在也老了,干不动了,过几年就不干回老家了,舒师傅接着说。

正聊着,渣土师傅来电话了,我以为到了小区,结果一问,走到了隔壁小区。我跑去小区门口的大路上,告诉了准确地址后,惊心动魄的看着大卡车在车水马龙的路上倒了几百米的车。一番折腾之后,终于到了门口,但只来了一个人,而我的东西有一大堆。于是只能亲自动手,和渣土师傅一起把各种东西装上车。

我本来晚上不干活的,舒师傅说。但可能看着我们太费力了,舒师傅也帮忙把各种东西往车上抬。有的旧家具比较重,三个人都得小心翼翼。

拉渣土的小伙子一边抱怨东西多,一边说那十几袋渣土没地方放了。舒师傅坚称还有地方,并和我们一起把每袋五六十斤的渣土扔上了车。最后,当所有东西都装上车后,这辆轻卡后车厢已经满满当当。

舒师傅从屋里拿出扫把簸箕,把楼梯间和遗落在车下的碎渣土又仔细扫了扫,倒在卡车后车厢。而此时已十点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