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类：父亲的回忆

  
儿时的我们有两个时期是最期盼的：一个是巴望着过年，每每想起那年上的那些美味佳肴，那心里就……；再个就是盼赶会，那会上有我们想看的美景。还有我们那一代人喜欢的玩具，像吹叽、拨浪鼓之类的。最主要的是在赶会时，盼望仁慈的父母买点好吃的给我们。
说起赶会，不得不说说我们这个地方的“会”的来历。据阴平街的一些老人讲，在阴平街的西头，也就是现在潼阳中小的所在地，那里原来是一座和尚庙。没有人知道它建于何年何月，可却略知它毁于抗日战争时期，据讲，日本鬼子一把火把一个一个东西走向约一里多长的一条街烧个精光，这座和尚庙也没有幸免于难，从此，在阴平这个地界上再也没有和尚庙了。
闲言少叙，自从有了这个庙宇，那附近的人们会在农历的每月一、三、六、八、十一、十三、十六、十八、二十一、二十三、二十六、二十八去进香。人多了商机也就来了，于是有人瞅准这个机会，做些物品买卖，既方便了那些信男信女的需求，也鼓实了自己的腰包。从那以后直到今天，人们始终按这个日期前往。就这样，由到庙进香，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物资交流会。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些特定的日子，叫做“逢集”或“逢街”。
在这里我要多唠叨几句。文革期间，这些逢集的日期，曾被政府改为阳历每月的五、十、十五、二十五、三十号逢集。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原有的逢集日期就自动恢复了。
三月八和四月八会，政府也曾出动人员拦阻。可政府怎拦得了那么多人，再一，谁又不被那个会诱惑？三月八和四月八会就这样逢了下去。
改革开放后，那些商人为了利益，不知谁是总发起人，每年的农历十月初八这一天，也逢起了物资交流大会。开始人们还不认可，渐渐地这个会就逢成了，成了冬季交流大会，填补了冬季没有会的空白。到了现在，这个会的规模，和那两个古老庙会相比毫不逊色。言归正传，还是从头说说那每年一度的古老庙会吧。
在那个漫长的年代，每到三月初八和四月初八，不单附近的人们来进香，就连那路途比较远的人，都会都来朝圣。不用说，这两个日子应该是善男信女们集中朝圣的日子，相应的物品就多一些，而且物品的种类也比较齐全，人们利用这么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购置或抛售了自己的物品。这两个日子，就这样成了今天每年一度的，盛况空前的物资交流大会了。
到了赶会的前一天，外地的客商已经早早地进驻阴平了。他们各自选好适当的位置，用那白灰或一些无用实物摆放在那儿，意思是告诉人们，这儿已经名花有主了。
“赶会了”！“赶会了”！这是孩子们带着满脸的喜悦心情，边跑边喊，似乎在提醒人们今天是赶会的日子。
“赶会了”？
“赶” 。
“都去（全家）” ？
“嗯”。
这是那些大人们在打招呼的同时，相互问询赶不赶会。
到了真正赶会的那一天，地里基本上没有人干活，就连那学校都进行了调休。人们提前吃罢早饭，就陆陆续续地上路了。
六七十年代，我们村到集市，是一条东南撩（偏）西北不太宽的路。这条约七华里的路，少说也有十几道弯。那路上的行人，早走的也到了街上，那后走的还没有出庄。在赶会的这一天，可以说这条弯弯曲曲的路上全都是人，远远看去像一条刚刚苏醒的巨龙在慢慢蠕动。
在赶会的路上，你会看到大人们左手搀一个，右手牵一个又说又笑的前行；你也会看到一个孩童，一手搀着老态龙钟的老太太，另一只手拉着老爷爷，在那路上又说又笑、连蹦带跳的前行；有时也会见到家长把自己的孩子，架到脖子上悠哉游哉行走。这时会遇到有点知识的人，用那古人的话来嘲笑他，“以父当马”。不懂得这句话来历的，会用不友好的态度回应说：“碍你什么事？”。这种父爱是否过了头？我不得而知，可能这种爱的结果，会变成了溺爱，对孩子的成长具体啥样，那只有等到成人后就知道答案了。不过，我倒长了知识，得知这句话出自古人之口，那下句就是“望子成龙”。
在赶会的路上，你会看到老者牵着老牛，踏着慢步往目的地前行。同时你也会看到，挨（驱赶）猪撵羊的，稍不留神你会听到一声不和谐的叫声，“嗷……嗷……嗷……”这是那驴看到同伴在相互打招呼，仿佛也在说“你也来赶会了？”。不过驴的一声嚎叫，把那些猪仔、羊崽惊得四处乱跑，那些小孩吓得也朝大人们身后躲藏，就连那老牛都惊得撒起了欢。
在赶会的路上，你也会看到，有的妇女手里提着几个鸡蛋，你还会看到有的肩拐上扛着不知是什么粮食，不用讲那也是赶会的资本。
在赶会的路上，还会有肩挑着板凳、桌子和一些农具等，不用说，他们凭着自己的手艺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。
在赶会的路上，人们一边啦着呱一边在行走。有的在漫无边际、不着调的胡吹。有的听得津津乐道，有的小声在嘀咕：“啥子，真正的‘咋壳子’”？还有的人趁他讲的眉飞色舞时，猛不丁指出了他所讲的不实之处，等于从此公头上浇了一头冷水，只羞得那个人脖子和那脸像块大红布似的。我们这个地方，把这种找别人漏撒（错误）的，叫“拿虾”。
在赶会的路上，你会看到那路的中段有一个六角亭，那亭里有约二米多高的红石石碑。碑的正面刻着全乡烈士的名字，背面是毛主席写的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。到了这儿走烦了的人们，会驻足休息一会儿，同时也会在碑上寻找熟悉的名字。我也会抚摸那红石碑，因我的小爷（叔叔）陈登平的名字也在那碑上，当看到叔叔的名字时，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莫名酸楚。
现在不同了，路也改了道，变成了南北走向的水泥马路。路上再也看不到有步撵的了，同样也看不到少搀老扶的了，那羊的咩咩声和驴的高亢声，只有到农家小院才能听得到了。
到了八十年代，人们大都骑着脚踏车赶会，还有就是手扶拖拉机。那个时候不是家家都有手扶拖拉机。到了赶会那一天的早上，人们早早预约聚在一起，专等做那手扶拖拉机好去赶会，那路上只能看见一辆辆脚踏车和满载人的手扶拖拉机。
可到了现在，从家通往集市这段不算长的路上，那赶会的人们代步工具又不同了。那路上一辆辆摩托的呼呼声，还有那电瓶车轻轻的鸣笛声，和那汽车的嘶叫声。当听到摩托和汽车的声音时，你的心不由得不揪起来，那根根神经一下子绷直了。因我们村通往集市的水泥路只有三米五宽，若和这种车轻轻地吻一下，那可就不得了啦。
自从路改了道，那六角亭我再也没有去过。不过政府在十几年前也把六角亭推到，代之的是一个有二三十米高的石碑，那个碑上写着“革命烈士纪念塔”，看上去好像是毛体字，不知是何人模仿，还是出自哪个名人之手。有人曾对这个碑提出异议说，明明是个碑，怎么说是塔呢？我仔细琢磨他的话确实在理，看样子此公见多识广，知识也非常渊博。不过，是碑还是塔，只有看官亲到现场自己去点评了。
当你来到集市前，首先得迈过东西走向的砂石路，这时你会看到一些解放牌汽车，从你身旁呼啸而过，汽车过后扬起的灰尘，使你的双眼难以睁开，过了数分钟后，眼前事物才呈现在你的面前。现在好了，有双向行驶的四车道，那路上也不再是单一行驶的解放牌汽车了，要什么车种有什么车种。我这个门外汉哪能说得清楚都是些什么车，不过我闭着眼睛能听出重载汽车的沉闷声，还有那小轿车的轻快声，最多听到的是摩托车刺耳的鸣笛声。
过了马路，就到了街头，那孩子们的腿就被留住了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放洋片，那一个个洋片都是镶上框的大相片，从一头放进去，再从另一头抽出来，不花钱也能看到。可若你花了钱，从那孔眼里看去，那效果就不一样了，不用讲是那平面和立体在作怪了。
那放洋片的另一边有个摊位，是专门供孩子们看的“万花筒”。那个年代可是稀奇货，那个万花筒上有个小孔，堵在眼上能看出各种美丽的图案。因是稀奇货，他们只供观看、不卖，以此收取一些费用。还有地上摆放着各种泥吹叽，吹起来能吹出各种调调来。那泥吹叽有荷包状的，还有的像大公鸡等，非常精致。
再走几步，又遇到另一个摊位，孩子们到了这个摊位前，小腿又走不动了，那摊位上有“响棒”。那响棒形状像小了一套的笛子，有六个孔眼，一头有哨子按在上头，会吹的也能吹出各种歌曲，不会吹的，只能吹出响声来。
那个摊位上，还有孩子们喜欢的“花棒”，那个花棒摇起来咚咚的响，同时那摊位上，还有拨浪鼓之类孩子们喜欢的小玩具。
现在不同了，孩子们大都玩的是电动汽车、飞机、大炮、坦克等，还有那仿真步枪、手枪、机枪……都是一些凶暴的玩艺啊。相比之下，我倒怀念那个时候孩子们的玩具，那么简单，那么不招惹是非。
一边走一边看着景致，当来到油条摊时，孩子们的腿又被绊住了，眼巴巴的望着那油条，尽等着父母的施舍。有的家长不吝啬那钱文，也有的囊中羞涩，哄着孩子回头再买；也有的孩子不依不饶，那只能招来父母的一顿巴掌。
在那油条摊的不远处，有炒熟了的花生摊，孩子们的腿不由自主地循着香味走过去，停下了。家长们不得不掏钱买些花生给孩子们香香嘴，孩子们得到了满足，就手牵手跟着家长继续前行。
那个年代，就是这么大的交流会上，根本看不到香蕉，苹果之类的东西。现在好了，孩子们玩的、吃的、穿的样样俱全，家长们的腰包鼓鼓的。再一，现在每家的孩子都不多，那孩子简直就是皇帝、公主，当那“皇帝、公主”要啥时，哪有不许之理。有的还没等那“皇帝、公主”开口，那些卑臣们（家长）忙着指着货架上那些琳琅满目的货物说，“要什么？大（爸）、妈给你买”。
六七十年代，阴平街老百姓住的全都是泥坯草房，只有粮所、供销社、医院和公社是瓦房。也没有左一条右一条街道，唯一的街道是现中心小学门前的东西走向的一条路，人们习惯成为东西街。
现商业街北那一段，人们习惯称他为南北街。这个南北街，原来只是一个巷口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被打通了，经过几十年的改造，便成了具有时代气息的大街道。
我还是带领你去赶由一条巷变成南北街后的“会”吧。当你来到南北街时，从南到北全是人。当你汇入人流的时候，你可要抓紧你的孩子，否则很容易被挤丢了。再一你得把自己的口袋捂紧了，若稍不留意你的钱就到了“嗐呆手”（扒手）的手里。也有的“嗐呆手”当场被逮个正着，被吊在街东面沟边的一棵树上，被痛恨那些“嗐呆手”的人打了个痛快，有的说我打了一巴掌，还有的说我尅了他两拳。
现在不同了，那些“嗐呆手”都是团伙作案，身上都有凶器。你若逮住了“嗐呆手”，稍不注意，有可能招来一顿毒打，甚至可能致残或危及生命。
也就是在这个沟边，你会听到各种说书的，扬琴、小戏（淮海戏），淮海锣鼓和唱牛郎书的。还有那开头就唱：“拉拉坠子坠坠功的”坠子戏等，可本地人最热衷的是锣鼓书。
那些老年人讲，在四五十年代，还有唱大戏（京剧）的。他们在赶会前就搭好了戏台，那个大戏一唱就好几天。还有玩大把戏（马戏）的，上几年也来过把戏团，需要的场地比较大，近几年就没来过，可能对场地也有关吧。
在那个年代，也有那一个个高跷队，打着锣鼓，踩着高跷从人们面前路过，成了当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也就是在这个沟边，你会看到那些算命先生口沫横飞在招揽客人；你还会看到耍猴的，也会看到卖野药的。据讲，阴平街有个卖野药的，当观众怀疑其药的真伪时，他拍着胸脯说，我叫周伟仁（周围人），如果我的药是假的，那周伟仁就是王八龟孙养的。所以他不但卖出了假药，还把周围的人给骂了。
还是在这个沟边，你会看到打拳卖艺的，只看那卖艺的用带了线的梭镖，圈出了一块地。一阵锣鼓响后，双手握拳躬身作揖说，来的都是我的父母，有钱的帮个钱场，没钱的帮个人场，可别千万走了……
还是在这个沟边，你也看到玩“撮古驴”的，也就是电视上常说的皮影戏，用一块布一圈，“猪八戒驮媳妇”就开场了。
还是在这个沟边，掷骰子宝的、赌宝的，喜欢赌钱的全在这儿。到了最后，有的脸带笑容，也有的带着哭丧脸离开。
现在这个沟早也填平，代之是一座座楼房，“撮古驴”我也有三十多年没有看到了。打拳卖艺耍猴早也没了踪影，说书的也没那么多了。
也就在沟的北面，那是阴平街的程姓染坊。六七十年代，虽然街上也有供销社，有不同的花布，因种种限制，一个买不起，二个买不到，只能买白洋布到那染坊染一下，拿回家自己动手缝制一下就行了。要想带个花纹的，染坊也可以做到，不过那个花纹只能是一朵朵白花。
到了八十年代，街市上也有各种花样布摊，要想买什么颜色的都有，相应的裁缝店也多了起来。就这样，那供销社无声无息的倒闭了。
九十年代末，各种成品衣出来了，集市上再也没有卖布的了。人们想选购什么样的衣服都有，那些裁缝店也一一关张了。到了现在，阴平街只剩下一家裁缝店，也只能帮客户剪剪长了的袖口和裤脚。
在那赶会的人群中，你会看到挤得满头大汗卖糖球（糖葫芦）的，在高声叫卖：“糖球了！“糖球了！”那大人们随手掏出几分钱，就能拿到既酸又甜的糖球。
在那赶会的人群中，你会看到打莲花落的，还有打呱嗒板的，他们经过那一个个摊位时，向那每个摊位主索要些钱财。
据讲，在四五十年代，有一种叫“划刀子”的人，向每个摊位要钱时，没有不给的。那划刀的人，左手拿把明亮的菜刀，右手拿半块砖头放在脑门上，当来到摊位前，那摊主稍点犹豫，不想掏钱，那把明亮的刀背，猛地向那半块砖头砸去，不用讲，那半块砖就碎了。随后，只见那那“划刀子”脑门上，留下一道血口子。若那摊主还是不松腰包，那“划刀子”的人，用血一甩，顿时那摊板上落下数点鲜血。那摊主一个见了血，二个为了继续做生意，三个没时间和这样泼皮理论，只好不情愿地掏出自己的辛苦钱。
这些人大都是有背景的。据说，他们有师傅，是经过严格培训过。他们要么不出动，一出动就不止一个人，不用讲他们是一个帮派组织。但他们也有真本事，据说他们卖的刀创药货真价实，一贴就好。
赶会的我们顺着那人流，远远就看到那粮所或供销社，那既高又大的清一色的瓦房，难免想伸手抚摸一下那清根亮茬的砖块。心想：不知哪一辈子才能修来这个福，到这样的房子里住上一宿？
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的阴平街楼房林立，最高的也达到六层，南北东西的街道宽广明亮，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影子了。
到了供销社的东侧，那是粮食贸易市场，人们在进行各种粮食的交易。现在这个市场还在，可大宗的粮食交易没有了，也不过交易些良种、花生、小粮（绿豆、扁豆、小米等）。
在这里你还会看到卖调味品的。这个调味品可不是今天合成品，而是天然的药材。只见那卖调味品的人，一手摇着那小拐磨，另一只手把那配置好的药材放在那磨眼里，那嘴里唱着各种药材的名字，可好听了。我到了那儿难免要驻足，不是要买他的调味品，就是想听听他……说不出的那种腔调。
在街西头的一个宽旷的沟边，那是生猪和羊牛的交易市场，人们在这里可挑选你需要的羊羔猪仔。这时你会看到那些“讲行”的，就像张艺谋导演的一部电影里的一个镜头，他们相互间会伸出一只手，用他们那种独特的交易方式在交易。只见他们彼此握了一下手，脸上满带喜悦的说，“成交！”，这种交易方式，只有内行人才知道。
到了街头，也有的三三两两在窃窃私语，那是他们在相亲，商量这个婚姻是否能定下来。
看不尽的美景，购不完的物品。就这样，一场会赶下来，你的眼睛会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，可双腿却满是疲惫的，回来途中像灌了铅似的。如今，值得庆幸的是，赶会这个习俗一直被承袭了下来。那些常年外出打工的人，每逢到了三月初八、四月初八这两天，都会不由自主地说，哦，今天家里逢会了，街上又热闹了！而我，一个已经年过花甲的老人，却常常坐在摇椅上，慢慢地摇啊摇，摇椅摇乱了过去与现在。无奈，也只有慢慢品味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……

#父亲的回忆

话说在六十年代之前，在那漫长的岁月里，那是一个缺医少药又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年代，人们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，普遍缺知少识，得了病就去请香头奶（巫婆），女儿找婆家、儿子寻媳妇或老天不下雨等，就去请神的旨意。今天我讲的这个故事，是在文革前，我们这个地方的姑娘们一年一度敬请仙姑下凡，问卜未来之事的一些事情，我们这个地方叫请“姑娘”，具体是怎样请法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

每年的正月初三或初五，村里的姑娘们就聚在一起，酝酿这一年一度的请“姑娘”的有关事宜，根据我走访多名妇女和我的堂哥陈广华的回忆：完成请姑娘必须有漂亮的12岁小姑娘7名，好一点扫帚一把，一双红筷，两根劈开的芦柴，还有黑丝包头一个，香烛和冥币。

准备工作完成后，初三或初五姑娘们早早的聚到一起，只见那些姑娘们，经过一番梳洗打扮，个个如出水芙蓉，要怎漂亮就怎漂亮。

然后，由主办人（司仪），在扫帚上插上一双红筷和两根劈开的芦柴，把那黑丝包头朝上面一蒙，一顶漂亮的请“姑娘”大“花轿”就完成了。

姑娘们带上香烛、冥纸，排成一对儿，绕村走了一圈儿，在行走的过程中，难免有好多的男孩儿跟着看热闹，有的调皮鬼也会瞎捣乱，姑娘们对那些调皮鬼就进行驱逐，大人们见了也不会坐视不管。不然的话，得罪了“姑娘”，那“姑娘”不动身下凡，谁也不愿担当起这个骂名。

那个目的地，就是村里的土地庙，若没有土地庙，可在沟边或土井旁，临时搭建一个小型的土地庙。好在我们村那时还有土地庙，姑娘们一路慢腾腾来到了土地庙，围绕土地庙环行一圈，到了土地庙门前，一排溜跪在庙前，由领队的小姑娘焚香、烧纸，边烧纸边说些：有请“姑娘”到民间做客等一些客气话，在盛情之下，客人哪有拒绝的道理。于是，到了最后，有声音洪亮的姑娘一声大喊：“姑娘”上轿了！姑娘们慢慢起身，拖着扫帚缓缓围绕土地庙走了一圈，顺着那小路下了土地庙，到了家里，那就开始问“姑娘”了。

到了家，把“花轿”（扫帚）朝堂屋的中间慢慢放下，再把轿上的红筷，放在预先准备好的桌子上，再有村里受人尊重的中年妇女（司仪）朝中间一做，两边还有两个心灵手巧、配合默契的女孩，分站在司仪的两边，只见两个女孩各用一只筷子，放在两片芦柴中间，中指在下，拇指在上，捏住芦柴和筷子的交接处，然后用食指抵住芦柴，这时，两位姑娘缓缓的把两片芦柴平抬起，司仪在香炉内点起了香，仪式就算正式开始了。

司仪祝祷：素闻姑娘灵验，今天请“姑娘”，一个是来喝杯茶，二个下民也有事请教，请姑娘如实相告。然后点着还在烧的纸，放在两片芦柴下烤一烤，接着问：今年年头怎样？如果您夹一下，表示好年头，两下则是一般年头，三下是坏年头。只见那被烤过的芦柴，慢慢地弯向中间，相互碰了一下，又慢慢分开恢复了原状。若碰了一下，司仪就说了，“姑娘”说了，今年是好年头，那些围观和参加活动的人，听了心中自然乐喜，不用说，个个心中都得到了莫大的安慰。

若问婚姻方面的，那个司仪再用火燎一燎芦柴，就问“三丫”今年能说到婆家吗？只见那两片芦柴慢慢向一起靠拢，并相互碰了一下，说明三丫的婚姻就有希望了。

若问男孩婚姻的，比如说是“柱子”吧，那司仪又会用烧着的纸，再在两片芦柴上烤一烤，司仪就问：“姑娘”，柱子今年也老大不下了，今年能娶到媳妇吗？只见那两片芦柴慢慢向外鼓起，成了一个大白篮（白柳条编成的大圆匾，直径约一米，用于晒麦子等用途），可在这当儿，只见那柱子拼命往外挤，边走边愤愤到，妈的！我不要媳妇了。不用说，鼓起的大白蓝，说明他的婚姻今年没戏了。

小时候的我，见了两片芦柴能慢慢向一起靠拢，还能相互碰一下，并能鼓起一个大圆圈，真的相信是仙姑下界，现在想来，可能用火烤有直接的关联，再一姑娘可能做了些手脚吧。

该问的问了，有的得到了满意的答案，心里自然美滋滋。有的心中没得到所想的，心中难免失落些。

接下来，就是把“姑娘”送回宫的事了，这倒很简单，姑娘们抬着花轿（拖着扫帚），来到三岔路口，烧些纸钱，在祷告一番，什么“姑娘”辛苦了，你在百忙之中能怎样怎样等，再把花轿等一些东西焚烧掉，请“姑娘”这一出就算结束了。

下面我再多唠叨几句，老天长期不下雨，我们这个地方也会请神，据村中老年人回忆（我没见过），到了老天该下雨不下雨的，村里会有德高望重的人，组织请神这个活动，大概的情形是这样的：用十二个童男，年龄都在十二岁，排成一队，前面锣鼓开道，不用说，用这个鼓，象征着雷神下界，把这个神（具体是什么神谁也说不明白）请到三岔路口，点烛焚香，祈求老天早点播下甘露等一些话语，然后再一通鼓声，恭送大神归位。

还有正月十五“撂火把”，不知以前举行不举行仪式，可到了我们那个年代（五十年代末六十年初），到了正月十五晚上，父母用红草和高粱杆，扎起了可把粗的火把，或者自己动手，拿着火把满湖（田野）的跑，我们也不知为什么，现在得知，那是祈求上苍，给民间劳苦大众有个好的收成。可到我们玩的时候可变了味，一路狂喊狂叫，撂着撂着，就和前屯村的孩子们撂到一块儿，相互间就这样打起了口水仗，一边撂一边嘴里就会喊，“撂撂撂，前屯大闺（女）没主要”。

在那个年代，人们不信神不信鬼，又能信什么呢？

讲过邋遢灾，再来说说发生在解放前的一些水灾。听老一辈们讲，他们也曾听他们的父辈们讲过，我们这个地方曾来过“神水”。那个水路过我们村时，村里只剩下几个零丁点大的制高点。那个水漫无边际，白茫茫一片，那个浪头像驴打滚似的往东翻。那上游不断漂下一些漂浮物。据讲，其中一个漂浮物是一个草垛，那个草垛上坐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。那个姑娘见了人就狂喊救命，并许诺说，谁把她救了，就嫁给谁。可那个水深湍急的，没有一个敢舍身相救。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那个姑娘和草垛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。

据讲那水经过一个叫大荻沟村时，竟然从树梢上过去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还有我们邻村的前屯庄，因有一个梨树园，那些漂浮物经梨树一阻，就滞留下来。不用讲，那前屯庄发了一笔不小的水灾财。

这个故事，很难推断发生在何年何月，有可能是三八年蒋介石扒黄河淹日本兵那一次。又有可能更早，那应该是大清年间的事了，总之应该有百年左右的年头了吧。

我们沭阳地处洪水走廊，而我们后屯村却地处洪水走廊的源头。据讲有九条河流同时接纳外来之水，可能“九龙口”这个村名，也因此而得名的吧。

那些外来水经过这几条河流，汇集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一个湖。当水退后，这个湖就成了一个空荡荡的一个荡，它的所在地，也就是我们村东约一里多路的“扎埠荡”。

当这个湖容不下这么多水时，也就是当此地成灾时，这条桀骜不驯的水龙，就昂起了头，张着血盆大口，摇头摆尾一路咆哮着望下游的龙窝（村）而去，那里有他们的若干个兄弟在等着他。他们众兄弟只短暂的亲热了一番，接着手牵着手来到了龙庙（镇），欣赏人类是怎样崇拜他们的。他们刚接受完人间香火，又顺着龙道经过了龙苴（镇）。就这样一路奔波，一路侵食着人们的财产，最终回到了他的老家——大海。

人们常说水火无情，在那水患的年代，人们的心里总祈盼着每年都有个好年景，自然想知道一年中水势如何，也好有个相应的防范措施。他们获得水势的途径大概有这么几条，一个看灶马头（贴在灶门前的年画），那个上面有很多知识，什么“草木三分”，预示着今年有多少收成。那上面还有的是几龙治水，比如说九龙之水，就预示着今年水势不大。人们常说龙多主旱，天上和人间都一样，多人干一件事，难免有人偷懒，效率也就不高了。若是二龙、三龙治水的，那就糟了。他们无法推诿，也只有一场雨接着一场雨的下。这个和那一个和尚挑水吃，两个和尚抬水吃，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如出一辙。

第二个就是听“牛郎书”。每年的三月八或四月八庙会，会有专门唱说一年水势的人。据讲这个唱牛郎书的人，会在正月十五晚夜观天象，能知道一年中旱涝情况。就是到了现在，那些老年人还会赶会去找唱牛郎书的人，他们听了回来，也会津津乐道四处传说今年水势如何如何。

第三个就是自己的预测手段。到了正月初三或初五，当地小青年有一个活动，一队青年人来到村旁的沟边。他们齐齐的跪下，有领头人烧把纸，众人依次向那不知名的神仙磕完头，然后起身，再挑选其中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两个人，抬着桶或罐，在那桶或罐的底部涂上黄泥，再沾上小磨盘，两人抬起望村中走去。走到哪儿若那个磨盘就掉下来，就预示着今年的水势涨到那儿。若到村中央掉下来，那今年就是一个绝收的年头，如果再围绕村庄转几圈还不掉下来，那就有没顶之灾了。

我们村的“南小汪”见证了历次洪水发生的全过程。它坐落在后屯村南面约三四百米的地方，现隶属后屯五组。我家有四亩地在那汪底。这个地段是我们村最洼的地方，只要老天爷打个喷嚏，那汪里也是白汪汪一片。

据那些老者讲，小汪的水快要溢出时，那庄沟的水也快要满了。随着水不断增多，那个水逐渐连成一片，这时那外来水也来凑热闹，它们汇聚在一起，此地就成灾了。这时，只见那地里的高粱、玉米只露出个头，随着风向在水里来回摆动，好像在拼命的大喊：救命啊！

与此同时，还有那散居在各处的蛇，摇头摆尾望坟包游去。那些野兔也往那被蛇占据的坟墓奔去，也想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此时，难免会发生蛇、兔大战。也有的野兔不顾死活地望村子里跑，有的进入村民们预先设置好的圈套中，成了盘中餐。

这时村民们的泥坯草房因承受不了多日的雨水浸泡，不时听到房屋倒塌的声音。还有那孩子的哭喊声，牛羊也在一声接着一声的嚎叫，只是不见了常有的炊烟。这种现象在解放前几乎每年都可见到，就是到了六十年代，偶尔也发生过类似现象。

到了解放初，政府对沂河和沭河进行了有效地治理。再说些题外话，据当年参加扒大沂河的堂哥陈广全讲，那年他只有十七虚岁，那河底到出泥处足有三里路。两个人抬着满筐的泥，来回三趟走十八里路才准许吃早饭。凭着一条扁担和筐硬生生的抬出一个大土疙瘩，就是现在的“人抬山”，这个山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杰作。

言归正传。沂河、沭河的治理，只缓解了外来水的侵害。真正阻止外来水的，是1956年扒的“新开河”，接着政府又在本乡建了两个蓄水水库。一个紧邻我们村，就是人们常说“东水库”，还有一个在我们村西北角约三四里的地方，我们叫他“西水库”。这才完完全全根绝了外患。

外患没了，可内忧还在。记得约在六四、五年，我们这个地方接连下了好几天大雨。用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句话说，满地都是白浆，沟满河平的。正巧，我的堂哥陈广泗选定的结婚日子，就在那下雨的期间内。这场大雨急得他的家人像热锅上的蚂蚁——四处乱撞，他的家人不知从哪一辈留下来求老天住雨晴天的法子。那个年代，我们盛饭都用木勺，于是他的家人用木勺向天空挥舞，边挥动边说，“饭勺扒扒天，乌云在两边，今天下大雨，明天就晴天”。

那个时候我还小，离他家不远，他的家人咳嗽一声都能听见，何况他们这样大张旗鼓的求天。于是，我们有几个调皮的孩子，也用老一辈人得出老天下什么量级的雨经验回应，“亮一亮，下一丈，黑一黑，下一尺”。急得他的家人狂骂我们一群是缺德鬼。

到了结婚的那一天，老天硬是没有晴天。我的堂哥只有从十几里外的水里，一步一摸索把堂嫂背了回来。有的人说，我的堂嫂是骑在堂哥的脖子上被顶回来的，可他从不承认。

可能也就在堂哥结婚的前前后后的某一年，村里有一个叫庄加斗的年轻小伙子，认为自己的水性很好，到那水库里捞玉米，不慎滑入深水区，丢掉了年轻的生命。

同时，水库里“九龙口”这个村子也被淹，到村外又建了一个村子，名曰“新九龙”。还有部分人被安排到街后的小农场和一个称“东南庄”的村子落户。土地到户后，有部分新九龙的人又回到原址，重建了家园。

我曾见过大雨来临前，天空飘飘洒洒落下诸多棃豆，也不知是何地的粮仓，被龙卷风卷到此地。我还见过平地上有鱼在游动，不知是不是老天爷的杰作。

人们常说沧海变桑田，可真正使南小汪变成良田的，那是到了七十年代，公社组织全乡老百姓扒了六道宽约二十多米的中沟，相继又扒了128道渠带沟。若从高空俯看，那大大小小的河与沟，就像那窄长不等的白玉带，横竖交叉在这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。真是大沟小沟中沟沟沟相通，干渠支渠农渠渠渠互联，再弄个横批，那就是河渠成网。

到了七五年秋冬又扒了“深引河”。说起扒深引河那一年，可真的苦了老百姓。青壮年们都被选去到外地扒大河了，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的。但就是凭这些老弱病残的，硬是扒出了宽约三十多米，深约七八米，长约十多华里的“深引河”。在外地扒大河的人回来看了说，这哪是小工程，比那大河工程还要大的多。

就是这样，人们凭着人力在一冬一春扒出了一条深引河。这条河，干旱时可引进淮河水，洪涝时可排除田间的积水。虽然有了这么好的水利设施，可也不能大意了。八十年代发了一场大水，那个水溢出了深引河，看看要进村了，那村干部忙不迭地提起了闸门，这才免了不应该发生的水灾。

现在的“南小汪”，家家都在那块地里卡起了塑料大棚。虽然每年农历六、七月份会有大雨光临，因防范及时，可从没积水过。南小汪由一个天然的水汪，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。不过，人们还是习惯称这块地为“南小汪”。

水灾、旱灾、蝗灾、匪灾，还有那些邋遢灾，这些既有自然又有人为的几种灾害，在解放前一直伴随着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，同时也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和无奈。下面我就来说说这几种灾害之一的“邋遢灾”。

人们常说，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生病之道理。因人的免疫功能之差异，有的轻易传染上各种疾病，还有的极少数人，整天和传染病人在一起厮混，可就是不得病。有的害疮害得牛（流）脓淌血的，看了使人恶心。还有的得了大肚病，那个肚子鼓的明尖溜溜，苍蝇到了上面都得滑倒。这种病还没离开，另一种病又粉墨登场。这些人见人怕，又让人感到恶心的病，我们这个地方老一辈的人称它为“邋遢病”。下面我就根据一些老年人的叙说，讲讲在一九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间，我们这个地方，又有哪些这样的邋遢病。

一、 天花。这是个传染性极强的疾病，发生在三十年代。村里有很多人传染上了天花，有的被早早夺走了生命，侥幸活下来的，也是满身斑斑点点。你现在见到脸上有麻子的人，大都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人。

二、 疥疮。据村里老年人讲，这种传染病在村里没有一个幸免的。这个疥疮才不是人得的病，特别到了夜间，那疥疮奇痒无比。越痒你就越想挠，越挠就越痒，挠的鲜血淋淋，巴不得用火烧刀割。

还有和这种传染病类似症状的一些丘疹，人们不去看医生也能分辨出疥疮的症状是什么样子，“是疥不是疥，先从脉上看”。那些丘疹在号脉处，是疥疮还是其他一些丘疹，一下子就分辨出来了。不过，我没得过疥疮，具体怎样分辨法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那个年代，人们就医无门，只有用一些胡乱的法子来医治这个疥疮。不知谁从哪儿得了一个土治疥疮的办法，用那橡树叶熬成水，和那常年不见阳光的沟淤相拌涂在患处，有的居然好了。不知是否有科学依据，还是人们病急乱投医，这我就不得而知了。这个传染病只是折磨人们的意志，对生命可没有大碍。

三、 害病（可能是伤寒病）。人们又叫“害大病”，就是到了今天，也会有人拿“害大病”来说事。那家长遇到顽皮的孩子们，就会骂到“害大病”的。

在那个年代，人们身体有病，那个犯忌讳的字“病”，从不其家人或患者的口中说出，用“不适”、“不好过”、“不舒坦”或“不爽”等一些字眼来代替。如果说出个“病”字，那就是九死一生的事了。“害病”到底是什么样的传染病，至今我也不得要领。有人说是伤寒病，我问了医疗点的医生，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了。它的症状是，浑身出大汗，直到无汗可流、口鼻出血而亡为止。

据还健在的庄士坦回忆，1946年还在部队当兵的他，夜里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全家人“害大病”全死了，梦醒时全身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到了白天的他，哪有精神去上操、操练，整天在那惶惑之中。好在部队离家不远，于是他请了个假，急匆匆往家赶。当到家门时，屋内也传出了哭声。他急几步到了屋内，只见他大哥直挺挺躺在屋的中间，那脸上的蒙脸纸已经盖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那蒙脸纸一闪一闪的，家人怀疑可能死者还有鼻息，于是拿开蒙脸纸，用两根手指望鼻子上一试，还真的有气息。就这样，他的大哥悠悠醒来，从那鬼门关侥幸的逃过了一劫。

那个时候，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害过大病。据我的堂哥陈广华讲，他的本庄表哥庄加学，全家十几口都害了大病，一家人生活不能自理。那时人人都怕过上这种病，当人们到了他的家门口前时，个个都绕道走，更谈不上登门安慰了。

人们常说亲不过于嫡，这个家庭里有我堂哥的亲姑姑，他们是嫡系亲戚。于是，堂哥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小爷哪顾得了这么多，登门服侍全家约一个多月，终于把他们全家从死神的边缘上拖了回来。

在那个时候，可以说已家家闭户，人们互不来往，生怕大病降临到自家的头上。这种消极态度，倒也断绝了人们相互交叉传染的途径。

至于在那个年代谁家因害病死了人，我也走访了很多老者，一个是那个时候他们年龄不大，二个因年代久远。村里到底死了多少人，谁家因害病死了的，已经记不清楚了。不过肯定的说，“害大病”时确实死了不少人。

四、 水臌病，人们又叫“大肚病”。这个病我知道，可能就是现在医学上的“肝腹水”。我们组的庄金堆五十年代得了这种病，那个肚子大得出奇，平时忌盐，此公到了八十年代去世。

五、 害疮。这个传染病发生在四、五十年代，那时的我们几乎个个都害过疮。那个疮几乎分布全身的每一个角落，大的疮有碗口大。

头上害疮的比较多，至今我的头上还留下大大的一个伤疤。有的头上害了子母疮，一个刚结痂，另一个又冒出来。待到那头上的疮全部好了的时候，像个陨石坑群似的，每个坑边沿上长出了许多毛发，要多么难看就有多么难看。还有的是“四沿清”，就是头顶害秃了，围绕耳根处长出了一圈的毛发。有的连“四沿清”都没有，那就正儿八经的全秃了。这种全秃的，可不是因某种原因一夜之间谢顶的那一种，这可是害疮害的。

三组刘月才后背害了一个直径约六七寸的大疮，也曾就过医，可就是没有根除。最后不知听什么人说了一个土办法，用辣椒面可治毒疮。于是他如法炮制，竟然把这个毒疮连根拔除了。

还有的在肚子上害大疮，我们这地方把这种疮叫“大肚锥”，也是一种很难医治的疮。

听讲最难治的是对口疮，就是在那脑后勺和嘴相对的地方，人们把它称为“柺疮”，得了这个疮，那你就要注意了。

六、 疟疾。这是个可怕的传染病，能让你的正常体温一下子拔高到四十一、二度，烧得你全身哆嗦。人们想出的治疗方法不下百余种，有的到不为人知的地方躲起来，那叫“躲疟疾”。还有的把桃树枝藏在身上，据说也能抑制疟疾病等。有的人因耽误了病情丢了性命，我也因发了疟疾住了十五天的院，差点性命难保，最后还是政府的奎宁丸根除了疟疾。

七、 麻风病。这是个人人惧怕的传染病，症状严重时，没有眼眉毛，手、脚溃烂。

麻风病确实可怕，但最可怕的还是谣言。当时有个谣言说，把得麻风病的人，通通集中到一起，运到大海某一个无人知的小岛上，然后用火焚之。还有的说，日本就没有麻风病人，因为一个人得了麻风病，那全家人都得烧死。

这个谣言弄得那些麻风病人家属四处躲藏，或见到熟人都绕道走，从不敢以真面目示人。就连他的近邻，都受到了不公待遇。

五十年代政府在本县韩山镇有了麻风病院，这些麻风病人得到了有效救治，同时也撤断了相互传染的可能。

待那些麻风病人病愈出院后，那麻风病院的医生，每年都定期送药到患者家里。我曾见过送药的人，在距患者有二十多米的地方就住足了，狂喊患者前来拿药，看来那些医生生怕传染给了自己。

八、 霍乱。它的症状是拉稀，有的得不到及时治疗，拉了几次就命丧黄泉。我们村的陈松洲在八十年得了霍乱，也不过拉了几次稀，就远离了人间。按理说八十年代医学已经发达了，治个霍乱应该不成什么问题。可能他自己大意了，也有可能他的子女忽视了。

九、 痢疾。在现在可不算什么病了，可在那个年代，不知有多少人因得此病命丧黄泉的。

在那个年代，多亏了村里的两个活菩萨——庄士贤、庄加贵父子俩。父子俩凭着几根针不知救活了多少生命，在当时可是咱村里的大功臣了。

十、 麻疹。这个麻疹可是小孩的一大关口，没有人不得此病的。年龄大都在七八岁左右，高烧、口干，一般一个星期就自愈了。

据有经验的人讲，家里一旦有小孩得了麻疹，生人、新鲜的物件和不常闻到的气味，都要远离患者，否则有可能孩子的病就“扑了”。“扑了”的大概意思是，孩子的疹出不来，也就没得救了。因出疹夭折的孩子很多，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。

十一、痨病。又称肺痨，现代医学名肺结核。这种病的症状是，低烧、咳嗽，吐浓痰，严重时咳血。在解放前谁得了这种传染病，只有等死的份。解放后曾一度绝迹，可过了不久又死灰复燃。本人深受其害，差一点丢了性命，也幸亏治疗及时，不过从此身体就垮了下来。

十二、脑膜炎。在六十年代有很多幼儿得了这种病，从得病到死亡也不过数小时。虽然六十年代医疗水平已经很高，可也死了不少人，侥幸活下来的大都有后遗症。我想要在解放前的话，这种病一旦爆发流行，不知有多少人命丧黄泉。还有一种病叫“大脑炎”，不知和脑膜炎有多少渊源。村里的仲大四和庄大四两个人，都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，不知是脑膜炎还是大脑炎造成的。

十三、肝炎。此病传染性极强，和那“害大病”的病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现在还有会有人得这种病，不过，人们再也不那么恐惧了。

十四、血丝虫病。我们这个地方叫“老粗腿”病，我曾见过离我家不远孙姓的一个老太太，那两条腿有水桶粗，就连那脚面也高出许多，走起路来艰难死了。这个病到底到什么样的可怕程度，有毛主席的一首七律诗为证。在那首《送瘟神》中有这么一句，“千村霹荔人遗矢，万户萧疏鬼唱歌”，那整个村悲惨情景，也只有那些当事人才能讲说得清楚。

以上我只不过列举了几个典型性的传染性病例，还有那些现在都熟知的一些癌症，我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。

人们把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一些传染病，完全归罪于某个人做了坏事，那老天降下了一个又一个灾难，是对人们的一个惩罚。可老天的这个惩罚，也牵连了诸多的好人。这时，人们唯一能做的事，是祈祷神灵把那些邋遢神带回天宫，保佑一村或一家平安。

到了解放后，政府首先要根除的就是这些传染病，于是各种疫苗相继问世。不过，开始时，人们不愿接受，于此同时那各种谣言也就冒出来了，说什么谁家孩子打了传染疫苗，不久就会烂肚肠而死。还有的说打的是绝育针，导致到打疫苗时，人们纷纷带着孩子四处躲藏。记得有一次，可能是文革期间，有天晚上大广播喊家长带着孩子到大队部打疫苗。不知是谁说打的是绝育针，这句话就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，于是，人们带着孩子满庄稼地里躲藏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由被动接受到接受，又由接受到主动接受。现在不同了，只要新生儿刚落地，家长就主动办了一个免疫本子。有了那个本子，医生会主动上门服务。

上面我说的这几种传染病，有的和医学名对不上号，不过也无需我去考证。若有专业人士看了，也不要讥笑我的无知，我只是根据老一辈人的叙说把它记录在案。

在当今这个科学社会，有些传染病早也绝迹，有的偶尔也会光顾人间，不过一露头就被人类遣返了原籍。这些父辈们所说的邋遢病，再也不会危害人类了。

一个特别的农民

闲来无事，村里人就会围绕田间地头四处溜达溜达，边走边欣赏自己种的庄稼，边走边呼吸那青棵的清香气。同时也能看到鸟儿在田间相互嬉戏，还能听到各种鸟儿美妙的叫声。若遇到熟人就会相互打个招呼，十分投缘的也能在一起海阔天空的聊上半天。

我这个人很懒，不过偶尔也会到田间地头转转。一次在路上漫步时，遇到了原来距我老家约三十多米的几十年老邻居庄加亮。平时我们也会在村里的喜丧事上偶遇，彼此觉得还是很投缘，见了面会客气一番，话语也会比平时多一些。

这一次遇见了，难免又要多聊一会儿。不知聊到什么事情，一下子聊起了他儿时的事儿来，他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别提了，提起了干瘪鱼都要掉眼泪。”难道他有着不为人知的童年？听着他的一一叙说，没想他还有这么一个心酸的童年经历。

庄加亮生于一九四零年，现年已经七十有三了，约一米七五六的个头，一身休闲打扮。他的脸异于大多数农民的脸，虽经过几十年的风吹日晒，那个脸可用现在的一句流行广告语来说，“晒不黑，就是晒不黑”。或用我们当地老百姓一句话来说，“人家那个脸水色好”。没想到，一个整天和太阳厮混的人，还有这样好的皮肤，着实让人称奇。

他说，“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，家里有近二百亩土地，本应有一个幸福的童年，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。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在外地参加了革命。四七年初，我们这个地方处于两合水，国共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国民党来了，自然家里就不能蹲了，就得想办法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躲躲，那叫‘跑反’。一段时间，国民党气势强盛，父亲意志不坚定，就叛变了，我们一家子还得‘跑反’。可以说，我的童年就没安生过。下面我就来说说一次刻骨铭心的‘跑反’吧。”

“记得我在七岁时，也就是在四七年冬天的某一个月亮高照的晚上，还在熟睡中的我，突然间被我的爹爹（祖父）和母亲唤醒，就这样我们一家子开始‘跑反’了。那个晚上，遍地都是人和牲畜。牲口的叫声、人的喊声，和远处的枪声混合在一起，听起来让人害怕极了。”

“走着走着，来到了一个小河边，透过月光，可以看见河里也结了薄薄一层冰。这时，那远处枪声像放鞭炮一样，好像就在身边响着，人们哪顾得寒冷，拼命抢着过河。到了天亮，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叫“王二庄”的地方安顿下来，就这样度过了惊魂的一夜。”

“那个时候就没有安全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反还得继续跑啊，后来又到新沂的一个叫唐庄村子躲了半年光景。这时已经是夏天了，棒秫（玉米）已经有人高，你总不能在一个地方躲吧。于是，母亲就带着朝离我家约十几里的一个叫“草村”的村庄去，那里有我三舅在那里居住。记得当时还有我的大表姐同行，当走到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时，那个老天陡然起了天势，一阵狂风大作，天忽然暗了下来。那个雷声也响起来，倾盆大雨劈头盖脸直朝我们娘儿三身上泼下来，母亲紧紧地把我偎在怀里·····风息了，雨停了，我们娘儿三也浑身湿得像落汤鸡似的，但你还得继续赶路啊。就这样在泥泞中，深一脚浅一脚的继续奔走，浑身湿透的我们，就这样来到了至今还不知道村名的小村里借宿下来。”

“过了一宿，第二天早早起了床，没吃一口饭，没喝一口水就继续上路了。当来到一个小河边，只见河里已经满槽子的水，急得我们娘儿仨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幸好那时没有什么大河，河水也不是很深，也幸好当时遇见了好人，是一位好心的大叔，把我们一一送过了河。就这样，我在三舅家约过了一年多，直到四九年解放了，我才回到了家。”

“到家不久，母亲就把我送到了学堂。别人家都有父亲送上下学，可我只有母亲一人。有时也会问起父亲哪儿去了，母亲支支吾吾，我始终得不到要领。直到五一年的某一天，我终于见到了父亲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叛变后，成了解放军的一名俘虏兵，又被编入了解放军的行列。过了不久军队开展了“三反”运动，父亲被清理出了队伍，回家不久就锒铛入狱。

那时，虽然我已经十岁了，还是年龄小吧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忧愁，该吃饭就吃饭，该到上学时间就去上学。就这样我和我母亲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弟弟，过起了娘儿三个相依为命的日子。”

“到了五五年我小学毕业，因家庭出身问题，没能继续到高一等的学府深造。一度时间我的思想非常低落，那个自卑感一下子就来了，见了人远远地绕着走，也不想和人多说一句话。哎，人啊，命运就是不一样。我的小伙伴陈广华和我一起念的书，后来人家念了大学，过起了城市的生活。我却在田间劳作了一辈子，同样的起点却不一样的人生路啊。”

“时间一晃，到了五九年，我已经十九岁。那时正是吃大食堂，也就是我该娶妻室的年龄。经媒人介绍说了一个又一个，因嫌我的家庭出生不好，一个一个的告了吹。不久，又经媒人介绍，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，就是身材矮了点，可人家出生好，父亲还是一名干部，而且人家不嫌我，我又哪有资本够嫌人家的份。就这样于同年结了秦晋之好，婚后陆续生了六个儿女。感谢我的妻子，不离不弃的和我共同抚养这六个孩子长大成人。”

“文革中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”可都遭了殃，我的亲叔叔和婶婶们不断地被批斗，同时也受了不少皮肉之苦，还要在冰天雪地里结队爬着游庄。我这个地主秧子整天提心吊胆，生怕某一天厄运会降到我的头上，幸好我平时处事很低调，人缘还不错，从没得罪过什么人，就这样在战战兢兢中躲过了这一劫。

在六七十年代，我这个小学水平可也是个人才，我也曾做过几天的生产队记工员，队里的农活没有一样我不精通的。我还耕了十几年的地，那个牛可不是好使的，它可欺生，不听你使唤。关键是你第一次使用鞭子必须得当，一鞭子下去就能使牛服服帖帖。以后使牛只需吆喝一声或轻轻地扬了一下子鞭子，那个牛就得乖乖地听你指挥。反之，你打死它，它也不会理睬你。”

“在队里我可是编织好手，斗笠、凉席、篮子等我都会，我还会一些女红，做鞋、缝纫衣服一些什么的，这些手艺也给我的家庭换来了不少的收入。也就是这样，我才能养活我这一大家子。

土地到户后，我们享受了和其他村民的同等待遇，日子也渐渐好起来了，儿女也相继成人。该参军的参了军，够入党的也入了党，成绩优异的也到了大学深造，他们相继都在城里安了家。

我和我的老伴，城里过了一阵子，烦了就到乡下住一个阶段。我呢，平时钓钓鱼，练练书法，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可以的哦，村里人家若老了人,都请我前去帮忙。那些懂得欣赏的人，都夸我写了一手漂亮的正楷毛笔字。平时若心情好的话，我也会拿起二胡锯（拉）上几句，饭前也会和老伴小酌几杯。”

他的故事讲到这里，我也听到这里，结束语还是用他的话来说吧，他说，“没想到我这个地主出生的人，儿时没有过过一天的少爷生活，老了还享受起比地主老财好了几倍的生活，这得要感谢共产党，感谢邓小平他老人家啊”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