土地到户那一年

八零年的春天，准确的时间应该在公历年份四月底五月初，记得那个时候小麦已经绣出了长长的穗子，那段时间正是大忙前的短暂空闲时光，还记得某个星期天的茶余饭后吧，人们三三两两聚拢在林荫树下，边乘着凉，边享受那舒适的和风，边天南海北地侃起了大山……聊着聊着，我们都管他喊“大队长”的大队干部庄加楼也来凑热闹，他给人们带来了一个信息：要分地了。那个时候各种报纸都出现了“联产承包”字眼，倒也不感到惊讶，可“分地”和“联产承包”能挂上钩吗，诸多疑问，请问他，他也说不出头尾来。

不知过了几天，大队来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名字叫张军的，现在应该叫乡长，他是我们本土的干部，他召开了村大、小队干部会议，会议的主要内容是，把土地按现有劳动能力的人来分，老人、孩子暂不分地，具体怎样完公粮，怎样来办公共事业。明确规定：按劳力出工、出粮、出资。这就是我村的初始“联产承包”。

可这在当时也受到不小的阻力，那时，村里还有县委驻村工作组，他们可能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吧，或对精神没有吃透吧，或者说怕犯错误吧，怕承担责任吧，总之，再分地上打了个“拦头霸”，硬要公社重新考虑，可张主任似乎底气很足，硬是按他方案把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……

真正的“土地到户”应该在晚秋，具体是这样的：每个队成立“分地”小组，组成人员是由全体社员选出来的，具有一定威信大家都信得过的人担任。

首先按土地的肥沃分一、二、三类田，丈量每类田的亩数，然后统计出每个队的现有人口，抽签分配土地，抽好抽坏全凭手上的运气。

那一年，我家分了近十亩地，耕牛半头，半张耙，一个笆斗，一把草叉。就这样那统一号令、统一行动的大呼隆的大集体生活就这样解散了。

大集体虽然从形式上解散了，可人们一时都难以转过弯来，深怕一觉醒来又复旧原词，所以还难以下大的资本到地里去，深怕投进去的资本打了水漂，所以头两年的小麦产量并不高，加之那时没有较多的优良品种，亩产也只不过能收三、四百斤，比起大集体时整天喊过“百斤关”来，不知好过了多少倍，人们的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，也初步解决了温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