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村里的“四类分子”
儿时，我们在念书的时候，小学课本上有篇课文叫“半夜鸡叫”，讲的是，恶霸地主“周扒皮”为了长工能为他们多干些活，半夜学鸡叫的故事。还有《收租院》中刘文彩怎样大斗进、小斗出的事情，就这两个故事已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打上了烙印，那地主就是坏人。
“文革”时，我们村里三天两头召开批判大会，一、是批斗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二、就是“四类分子”。批斗之外还要“游庄”。
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打倒地主某某的声音，从我的家后传进了我的耳朵里，我们都慌忙起身，跟着看景，那地主脖子上打打打纸牌子，上面写着打倒地主某某，打倒富农某某……当地主们游到村里的“土井”旁，那领喊口号的人一声大喊：跪下！那些大小地主们乖乖的跪成了一溜儿。那领喊口号的人又大喊一声：爬！那些地主们只得乖乖的把两只手摁在满是泥水和冰渣的地上，顺着那土井旁转起圈来……庄上有好几个土井，自然也就个个都要光顾了，在游庄队伍中，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族中我管她喊小奶的，她家是富农，她的丈夫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曾经当过村里共产党的财粮委员（会计），一次日本鬼子进村，牺牲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，解放后，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获得“烈士”这个称号(八零后得到纠正)，可怜一个老人怎能经受得住连爬带冻的苦，就大声反抗：我“当家的”是有功的，我不是四类分子！就这一声，招来了一顿拳打脚踢，“你男人是你男人，你家有功，怎么不是烈属？你就是四类分子”！就是这样，他们不得不完成这次游庄“任务“。
那个年代，地主家的子女都成了“臭狗屎”，他们家的女儿想找一个贫下中农家的儿子做女婿，那是多么不容易，成份好的人家也不敢娶地主家的女儿为妻，入伍啊、入党啊、提干啊……只要你家有一点不清的社会关系，都会影响你的前途，还会影响到别的亲戚，就会招来一片反对声，那个时候，人们的婚姻状况大都在成份相等中进行。
说出来我们庄上的四类分子，准确的说应该是二类，那就是地主和富农分子，没有听说谁被戴上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帽子，那时候的人们都是说某某是四类分子，谁又会把他们分得那么清呢，统统冠为“四类分子”。
近几年才知道，我们庄上的地主没有一个像周扒皮、刘文彩式的人物，也没有听说过怎样为富不仁、欺凌乡邻十恶不赦的坏蛋，他们只不过是拥有很多土地的农民，充其量说，他们就是一个“土肉头”，有时我会经常跟曾过过地主生活的人聊天：在那旧社会，有钱人最怕贼了，那时的贼都是“明火执仗”来抢，家中那是不能有什么浮财的，有了点钱就置地，把地看成是搬不走的“乌金”，贼是不可能把地的。他说他家有四百亩地，现在的七、八亩地也比他家收得多，吃的要比穷人家好一点，住的都差不多，都是泥坯草房，只是宽大些，没有一砖一瓦，国民党兵来了专找好过人家要东西，整天还提心吊胆，又怕贼来抢，又怕兵来要，苦啊……
不知是什么时候给他们戴上四类分子“帽子”的，我只知道 他们在八零年左右被摘取了帽子的，被叫做“村民”，享受和我们一样的待遇，可我们这一代人脑子里却始终挥之不去：那地主就是坏人！可能是受到几十年的教育的影响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