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开学就迟到的缘故，学校发给我的椅子被不知道什么人拿走了。我已经忘记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了，似乎是老师找了把旧椅子。
到了初二，我还是没有自己的椅子。当时我坐在教室中间的位置，两三张桌子拼在一起，左右都是同桌。记得一个同桌叫程冲，他给我找了一块木板，架在左右两边椅子上，就这样凑合了一段时间。去年初中老师来北京，几个同学聚会，才听说程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。
我小学的同学都是本村的，初中同学就来自本乡各村了。因为我们那个初中的中考成绩向来不错，号称乡镇中学“六连冠”。加上前后两任校长都是隔壁镇的，所以同学中甚至有不少来自这个镇。
陈春家就在街上，离初中不远。他还有个哥哥叫做程名，也是我们的同学，我还去过他们家。程冲的模样已经有点模糊，记得他看起来既憨厚，又似乎有点凶。程名是个比较大大咧咧的人，夏天经常穿大裤衩里面不穿内裤，故意在学校里面晃晃悠悠。听说他后来在上海一家挺大的公司做上了经理。
所谓街上其实就是农村的集市，也就是乡政府所在地。我们那个乡有一条国道穿越而过，街上有一些饭店，主要客户是南来北往的司机和政府工作人员，农民是下不起馆子的。当时有一家饭店叫“犇鱻羴”，我们都不知道这三个字怎么读，就叫它“牛羊鱼”。
还有一家饭店并不开在街上，而是在离街几公里的葡萄河村。葡萄河为什么叫葡萄河，我现在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因为这里并没有葡萄，河倒是的确有一条。记得当时人们提到葡萄河饭店，总有些暧昧的表情，隐约间似乎让人感觉这里给外地司机提供一些不法服务。
葡萄河饭店的老板是当地名人，他有个女儿长的挺漂亮。她本来比我高一级，但初二留级了所以也是我同学，我还给她和初三一位男生递过好几次信。这个男生成绩很好，但后来并没有考高中，而是上了一家中专。这也是当时很多农村孩子的选择，因为毕业就可以分配工作。他只比我高一届，但我中考时，老师就很明确的说，中专没什么用了，还是要读高中考大学。
初中对面还有几家小馆子，主要客户就是学生。其中一家的老板叫小张，大约是大集体时代在我们村做过事，还认识我父母。他家的卫生很糟糕，碗似乎从来没洗干净过。小张和老婆有三个孩子，每个人也都是脏兮兮的，鼻涕马上要流到嘴巴的感觉。
我开始在学校吃食堂，当然那里更糟糕。大约初二或初三，曾经在小张家吃过半年饭。当时都是赊账，后来我母亲拉着几十斤小麦还了账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直呼“小张”，他一把揪住我说，我认识你爸妈，你应该管我叫“爷”。在我们的方言里，“爷”就是叔叔的意思。
乡里唯一的汽车站就在初中的对面，站长的女儿也是我的同学。她的普通话说的非常好，是校广播台播音员。和我的小学女同学相比，她简直就可以算是城里姑娘了。记得初见她的时候，简直有种惊艳的感觉。
我们村里人都觉得街上人不好惹，称之为“街华子”，街上人也自有其优越感。一个关系很好的街上同学说，我们去他家吃饭时，他的婶子曾经开玩笑就会说：“让这些乡下人见见世面”。其实所谓街上人，大部分人也都是农村户口。从国道往南走几分钟就是农田，很多街上人家里也都还有地，只不过没有我们村里的多。如果父母都在政府、学校或供销社之类的公家单位工作，也就是双职工家庭，就更让人艳羡。不过我的同学里，这样的家庭微乎其微。
开学只几个月，我就成了全校的名人。我在第一次期中考试考了全校第一，语数外三门，好像有两门满分。在全校表彰大会上，当时的副校长还专门给我拟了一份发言稿，让我在台上发言。后来许多同学，包括高年级同学都因此而知道了我。许多人回忆说，当时只听到广播里讲话，却看不到我的人。甚至有人说，我是副校长抱到椅子上的。这当然都是玩笑话了，不过我年纪非常小也非常矮的确是事实。
不过，当时的我太小，玩心太重。而且离开了父母的管教，迅速沉迷于各种新鲜的事物，例如跑去街上瞎逛，去游戏厅玩小霸王游戏等等。到了期末考试，我就跌到年级20多名了。特别是到了初一第二学期，夏天的时候，经常和同学去开小卖铺的张老师家赊账吃冰棍。最后我欠了20多块钱，而当时的我每周零花钱只有两块。
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个同学来找我，说如果期末考试给他抄一下，就愿意帮我还完所有的帐。他是想考的好一点，以便初二分到好班。我于是做了一次枪手，但最后只赚了十块钱，尾款并没有收到，帐还是没还清。初二一开学，张老师就找上门催账。
老季家在代庄，离我家只有两公里不到，而且我们都住校，所以初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经常周末一起回家。有时会顺着那条当时还没有通车的一条铁路，有时会穿越田间地头各种小道。
我们在路上天南海北地聊着：学校的事情、家里的事情和自己的理想。我还记得，他说他外公是老军医，知道许多治皮肤病的药方——那个时候，学生宿舍各种各样的皮肤病横行，几乎无人幸免。我们还会赌谁下次考的好，不过我们的赌注是谁考得好谁就请客。
去年7月1号，在老季去世三天后，他的骨灰被运回了老家下葬。
那是个离老季家很近的一个新陵园，离我们当年每周末回家的路不远，也许曾经在无意中来过这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