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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紫禁城之窗》——美国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北京日记

今天,也即12月16日,是中美建交公报发表40周年纪念日。在两国关系因贸易问题陷入僵局甚至有可能进入新冷战之际,回顾两国建交之初的历史颇有些让人觉得尴尬。

实际上,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交之前,贸易不平衡就是两国之间一个突出问题了。只是当时恰好反过来: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远超出口到美国的。中国当时从美国进口9亿美元粮食,只出口到美国6000-8000万美元商品。

中美两国关系自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即中断并进入对立状态,最后一名美国驻华外交官于1950年2月离开南京。直至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,两国官方关系才逐步恢复。前些日子在北京见到基辛格,听了他一个多小时讲话。但坦白说,几乎一句话没听懂。

虽然两国关系从1971年开始恢复,且尼克松第二年即访华,但两国正式建交还得到1979年1月1日。从1973年到1979年,两国只互相设立联络处,其实功能相当于大使馆。

美国驻中国第一任联络处主任名为戴维·布鲁斯David Bruce,今天刚刚读完普利西拉·罗伯茨编著的布鲁斯的北京日记,下面是一些摘录和读后感。

这本书大部分内容都是布鲁斯的一些流水账,吃了什么、见了谁,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观感,以及和华盛顿来往的电报,比较枯燥,而且翻译质量非常之差,令人难以忍受。但也有一些有趣的内容。

布鲁斯在前往中国之前,曾经担任过美国驻法、英、德大使,可谓外交界老兵。他被任命为首任驻华代表的原因之一,据他所说,也是因为资历老且年龄和毛周二位中国领导人相仿,而中国素有尊老传统。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从1955年起就支持与中国恢复关系。

布鲁斯的夫人伊万杰琳·贝尔·布鲁斯之父曾任美国驻华外交官,1924年在北京去世,所以伊万杰琳小时候是在东交民巷的美国驻华公使馆长大的。

当时,横亘在中美之间有两大问题,一是台湾问题,另一则是柬埔寨问题。台湾持续至今,柬埔寨问题如今提起则犹如隔世。

有趣的是,据布鲁斯记录,中国政府特别是周恩来当时对红色高棉并不是一边倒的支持,主要是担心其成为苏联附庸,而当时中苏处于敌对状态。当然,后来中国改变了对红色高棉的态度,这是后话。

布鲁斯在北京的时候,沙尘暴和污染就成为一大问题,当时北京并无私家车,主要来源是北京周边的工厂。

布鲁斯在北京时,大多数外国使馆在建外和三里屯,甚至还有部分如匈牙利使馆仍在清朝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尚未搬出。当时,布鲁斯还负责和中方协商建交后永久使馆的所在地,其中一个选项是“偏僻的三里屯”,也即北京的“第二使馆区”。

北京目前有四大使馆区,即建外使馆区、三里屯使馆区、亮马桥使馆区和正在建设中的东坝使馆区。

不过,最后美国使馆还是选在了建外使馆区的日坛公园附近。

在布鲁斯驻华期间,经历了尼克松总统辞职,赎罪日战争、中国国内的批林批孔运动,这些在他日记都有体现。期间还发生一起事故,美国联络处官员卜励德(Nicholas Platt)因为在北京郊区出车祸撞死一名中国女孩,在赔了一笔钱后,被中国要求美国将他召回国内。这在卜励德的回忆录《中美关系中的“中国男孩”》中也有提到,可以与这本书互相印证。

1974年,在尼克松辞职、福特继任总统后,布鲁斯被委任为美国驻北约大使,接替将出任白宫办公厅的拉姆斯菲尔德。就是那个后来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。而接替布鲁斯的则是最近刚刚去世的乔治·HW·布什总统,也就是小布什的父亲。

布鲁斯在日记中记到:“我读中国历史读的越多,就越意识到我是他们固有的、传统的、不赞成的,甚至是不喜欢的外国野蛮人。鉴于他们的民族自尊心,如果他们不能通化野蛮人,他们将使这些野蛮人遭受痛苦。”

“在他们整个历史上,他们与外国人交往没有幸福的经历,对他们来说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。侵略这个帝国的人是野蛮人。我猜想他们现在的态度仍是这样,并且将一直继续下去。”

想起最近被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引用的鲁迅名言,“中国人对于异族,历来只有两样称呼:一样是禽兽,一样是圣上。” 不得不说,布鲁斯对中国的认识还是很深的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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